人在欧洲_龙应台【完结】(53)

2019-03-10  作者|标签:龙应台

  一个爱思考的人行走千里只为追究一个形而上的问题;舆马争饮,座无虚席,只为听一场关于道德的辩论;渡口不以政治人物命名,却纪念两个着书立言的人……什么样的社会才允许这样的事情?那必定是一个认识文明、尊重文明的社会,八百年前的中国。

  可是这文明又是怎么回事呢?朱张讲学时如何地意气风发,谁能想见朱熹日后的命运,不同意他思想的人要求朝廷将他“枭首胡市”。朱熹虽然躲过了弃市的下场,却难逃被贬为伪学逆党,郁悒以终,发丧时,生徒不许聚集。然而,受朱熹牵连而被杖枷流放的蔡元定又哪里想象得到,再过三十年,宋理宗会读朱熹的“四书”

  注解而爱不释手,“恨不与之同时”,于是“逆党”变成太师,于是“伪学”又成为官学。如果这是一个认识文明的社会,它又怎么会如此恣意横bào地玩弄文明于股掌之间?

  也许因为天气炎热,也许因为书院里没有附设歌厅茶座,游人零落。我竟然可以安安静静地举头细看那屋瓦的颜色:不识魏晋的青草一簇一簇点缀在瓦的行列间,赫曦台上有个六岁大的女孩拿着毛笔,蘸清水在地面练字。回廊肃静,听得见风chuī的声音。如果吊上一盏风铃,檐间一定叮零清脆。可是这屋瓦回廊,我知道,并不都是这么平静的;作为文明的象征,书斋和人一样有时辉煌,有时覆灭,辉煌的时候,皇帝题匾赠书;覆灭的方式就多了:改朝换代的兵火可以将它付之一炬,居安思危的君主可以转念之间“毁天下书院”,或者,yīn柔一点的,gān脆将书院并入官学,纳入体制,这千年书院,时而房舍巍峨,书声朗朗,时而断垣残壁,鬼影幢幢。

  决定它生死的,似乎也全是那政治的霸权。

  文明竟是那么脆弱的东西吗?沿着小径来到百泉轩,历代山长的住所。廊前有一个小小的庭院,院里一口小小的泉水。不对吧,如果霸权决定一切,这百泉轩怎么还能在千年之后让我看见?那泉里还冒着水呢!

  细读书院史,就发现书院之所以建了又毁,毁了却总能再建,是因为和政治霸权一直有一个不灭的抗争力量。譬如朱熹的教育理念:“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今日读来犹令人震动,一个社会已经体认到“学”与“问”是维系文明的根本,它一定是一个思想发达、海阔天空的社会吧,可是,与“慎思明辨”抵制的力量或许更大。顺治的“卧碑”:“为学当尊敬先生……勿妄行辨难……军民一切利弊,不许生员上书陈言,如有一言建白,以违制论,黜革治罪”。辨与不辨之间,文明时进时退。

  譬如书院在一一三一年毁于战火,湖南安抚使刘珙“葺学校,访雅儒,思有以振起”,重建岳麓书院。刘珙是个什么人呢?身为礼官。“秦桧欲迫谥其父,召礼官会问,珙不至,桧怒。风言者逐之。”不论是对秦桧不从或者是在废墟中兴学,刘珙对抗的都是政治霸权对文明的压迫,书院历史的构成,就是这两种势力不断的彼此抗衡与妥协的消长过程。

  我在树影斑驳的小路上徘徊,不忍离去。若有时间,真想在那百泉轩的廊下坐到huáng昏,听风从最深邃的起点悠悠chuī来。

  辑四 行万里路

  发现台湾发现我

  1

  怎么办?

  把弹簧垫掀起来。就找到了毛病。这是一张巨大的chuáng,中间支撑的梁木断了,斜插在地毯上。没有客人的时候,孩子们把这张客房里的chuáng当作体操垫,木梁都给蹦断了。chuáng垫倾斜,客人得像壁虎一样努力贴着chuáng面,才不致于滑下来。

  怎么办?

  华德和我分别站在断梁的两边,打量那毛须须的断裂处。半晌,我说:“不难!

  拿一叠杂志来垫在下面就可以。”

  他惊奇地看着我,似乎听见了什么荒唐的笑话,说:“我在想……测量木梁和地板的距离,我需要量尺;断的地方要用两个木桩支持,我需要电锯和六公分乘六公分的本头,连接木桩和大梁嘛,得用上五公分长的螺丝钉,还有专门修补木制品用的qiáng力胶……”

  我惊奇地看他一眼,觉得好笑:“那不是很费时间吗?一叠旧书一样可以撑着,我们唯一要决定的,是该用你的经济学月刊还是我的文学杂志,对不对?”

  “可是……”他搔搔头,似乎作梦也没想到世上有这种解决问题的办法,“可是可是……那样chuáng还是坏的;并没有修,不多久又会塌下去,不结实……”

  我到储藏间去找旧杂志,真多呀,《小说世界》、《纽约书评》、《欧洲事务》、《明镜周刊》、《文学月刊》……当我抱着沉沉的一叠杂志回到chuáng边时,他正勾身跪在地上,手里拿着尺,脚边摆列着电锯、木块、螺丝钉、qiáng力胶、我叫不出名字的什么工具……还有,清理善后用的吸尘器。

  夫妻同甘共苦嘛,他趴在地上修chuáng,我就坐在地上翻读杂志。当他把chuáng修好了的时候,我也翻完了最后一本。他用手臂压压已经复原了又可以用上一百年的chuáng梁,满意于它的坚挺,一边收拾工具一边笑着说:

  “你。是个台湾的孩子。”

  我也笑了,对,我是一个台湾的孩子。

  在我的文化里,我可不是唯一用杂志修chuáng的人。要听证据吗?在台湾一个杜鹃花夹道的大学校园里,一位来自苏格兰的客座教授曾经对我说:

  “中国人可爱极了!我跟总务处说宿舍里的chuáng断了一只腿,不能睡人了,拜托赶紧修理——当天晚上就来了个工友,带了四个砖头……”他纵声大笑。

  我一点也不觉得好笑;砖头和杂志,都是解决人生困境的权宜之计。奇怪的毋宁是,为什么这些西方人不偏好方便的权宜之计?

  2

  住在台北的时候。有个邻居要搬家。不远,不过从城南迁到城北,但毕竟也是一家四口,从尿布三轮车到针线纽扣笔筒打字机碗盘瓢匙,那打包的工夫可够瞧的。

  说是卡车要来的那天早上,我踱过去,想在混乱中或可帮点忙。没想到,光腿的孩子在地上打滚,尿片还在柜子里,针线纽扣还在抽屉里,打字机还在书桌上…”’

  “怎么?”我问,“卡车今天不来?”

  “来呀:”主人正就着水槽洗碗,“马上到。”

  “那……”我望着那一屋子的琳琅满目,着实困惑,“东西不打包?”

  “无所谓啦!”主人说,“路程短短。”

  在我的搬家经验里——那自然是在美国,不管远近,搬家前的打包要好几天的工夫;想想看,每一只玻璃杯,每一只碗,每一个磁盘陶钵,都得用几层纸密密包裹,然后一一装箱,一个厨房就要花上一天的时间。即使是搬家公司的彪形大汉,也要好几个钟头。

  卡车来了。几个年轻小伙子冲进门来,和主人一家大小同心协力地动员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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