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自由书_鲁迅【完结】(6)

2019-03-10  作者|标签:鲁迅



二月三日。

前日某报载某君述长chūn归客的谈话,说:日人在伪国已经完成“专卖鸦片”和“统一币制”的两大政策。这两件事,从前在老张小张时代,大家认为无法整理,现在他们一举手之间,办得有头有绪。所以某君叹息道:“愚尝与东北人士论币制紊乱之害,咸以积重难返,诿为难办;何以日人一刹那间,即毕乃事?‘是不为也,非不能也。’此为国人一大病根!”

岂独“病根”而已哉!中华民族的灭亡和中华民国的颠覆,也就在这肺痨病上。一个社会,一个民族,到了衰老期,什么都“积重难返”,所以非“革命”不可。

革命是社会的突变过程;在过程中,好人,坏人,与不好不坏的人,总要杀了一些。杀了一些人,并不是没有代价的:于社会起了隔离作用,旧的社会和新的社会截然分成两段,恶的势力不会传染到新的组织中来。所以革命杀人应该有标准,应该多杀中年以上的人,多杀代表旧势力的人。法国大革命的成功,即在大恐慌时期的扫dàng旧势力。

可是中国每一回的革命,总是反了常态。许多青年因为参加革命运动,做了牺牲;革命进程中,旧势力一时躲开去,一些也不曾铲除掉;革命成功以后,旧势力重复涌了出来,又把青年来做牺牲品,杀了一大批。孙中山先生辛辛苦苦做了十来年革命工作,辛亥革命成功了,袁世凯拿大权,天天杀党人,甚至连十五六岁的孩子都要杀;这样的革命,不但不起隔离作用,简直替旧势力作保镖;因此民国以来,只有暮气,没有朝气,任何事业,都不必谈改革,一谈改革,必“积重难返,诿为难办”。其恶势力一直注到现在。

这种反常状态,我名之曰“杀错了人”。我常和朋友说:“不流血的革命是没有的,但‘流血’不可流错了人。

早杀溥仪,多杀郑孝胥之流,方是邦国之大幸。若乱杀二十五岁以下的青年,倒行逆施,斫丧社会元气,就可以得‘亡国灭种’的‘眼前报’。”

《自由谈》,四月十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二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gān。

〔2〕曹聚仁(1900—1972)浙江浦江人,当时任暨南大学教授和《涛声》周刊主编。

〔3〕袁世凯(1859—1916)字慰亭,河南项城人。原是清王朝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内阁总理大臣;辛亥革命后,于一九一二、一九一三年先后窃取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正式大总统职位。一九一六年一月复辟帝制,称“洪宪”皇帝,同年三月在全国人民声讨中被迫取消帝制,六月病死。

〔4〕二次革命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的果实后,蓄谋复辟,破坏《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杀害革命党人。一九一三年七月,孙中山发动讨袁战争,称为“二次革命”,但不久被帝国主义支持下的袁世凯所打败。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更加疯狂地捕杀革命党人,并颁布“附乱自首”特赦令等,分化革命力量。

〔5〕“国民公仆”袁世凯在窃取中华民国总统职位时,曾自称是“国民一分子”,并说过“总统向称公仆”等话。〔6〕“军政执法处”袁世凯设立的专事捕杀革命者和爱国人民的特务机关。

〔7〕旧皇帝指清朝宣统皇帝溥仪(1906—1967)。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与清廷谈判议决,对退位后的清帝给以优待,仍保留其皇帝称号。袁世凯复辟帝制时,曾“申令清室优待条件永不变更”。

这位木斋先生对我有两种误解,和我的意见有一点不同。

第一是关于“文”的界说。我的这篇杂感,是由《大晚报》副刊上的《恶癖》而来的,而那篇中所举的文人,都是小说作者。这事木斋先生明明知道,现在混而言之者,大约因为作文要紧,顾不及这些了罢,《第四种人》这题目,也实在时新得很。

第二是要我下“罪己诏”。我现在作一个无聊的声明:何家gān诚然就是鲁迅,但并没有做皇帝。不过好在这样误解的人们也并不多。

意见不同之点,是:凡有所指责时,木斋先生以自己包括在内为“风凉话”;我以自己不包括在内为“风凉话”,如身居上海,而责北平的学生应该赴难,至少是不逃难之类〔8〕。

但由这一篇文章,我可实在得了很大的益处。就是:凡有指摘社会全体的症结的文字,论者往往谓之“骂人”。先前我是很以为奇的。至今才知道一部分人们的意见,是认为这类文章,决不含自己在内,因为如果兼包自己,是应该自下罪己诏的,现在没有诏书而有攻击,足见所指责的全是别人了,于是乎谓之“骂”。且从而群起而骂之,使其人背着一切所指摘的症结,沉入深渊,而天下于是乎太平。

七月十九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四月四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gān。

〔2〕指《大晚报·辣椒与橄榄》上张若谷的《恶癖》一文,原文见本篇“备考”。

〔3〕宫地嘉六(1884—1958)日本小说家。工人出身,曾从事工人运动。作品有《煤烟的臭味》、《一个工人的笔记》等。〔4〕金子洋文日本小说家、剧作家。早期曾参加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作品有小说《地狱》、剧本《枪火》等。〔5〕《子夜》长篇小说,茅盾著。一九三三年一月上海开明书店出版。

〔6〕“偃武修文”语见《尚书·武成》:“王来自商;至于丰,乃偃武修文。”

〔7〕文星即文曲星,又称文昌星,旧时传说中主宰文运的星宿。

〔8〕周木斋指责学生逃难的话,参看本卷第10页注〔5〕。

记得有一次跟着一位北方朋友上天津点心馆子里去,坐定了以后,堂倌跑过来问道:“老乡!吃些什么东西?”

“两盘锅贴儿!”那位北方朋友用纯粹的北方口音说。

随着锅贴儿端来的,是一盆辣椒。

我看见那位北方朋友把锅贴和着多量的辣椒津津有味的送进嘴里去,触起了我的好奇心,探险般的把一个锅贴悄悄的蘸上一点儿辣椒,送下肚去,只觉得舌尖顿时麻木得失了知觉,喉间痒辣得怪难受,眼眶里不自主涌着泪水,这时,我大大的感觉到痛苦。

那位北方朋友看见了我这个样子,大笑了起来,接着他告诉我,北方人的善吃辣椒是出于天性,他们是抱着“饭菜可以不要,辣椒不能不吃”的主义的;他们对于辣椒已经是仿佛吸鸦片似的上了瘾!还有北方人自小在母亲怀里,大哭的时候,倘使母亲拿一只辣茄子给小儿咬,很灵验的可以立止大哭……现在的中国,仿佛是一个大哭时的北方婴孩,倘使要制止他讨厌的哭声,只要多多的给辣茄子他咬。

中国的人们,等于我的那位北方朋友,不吃辣椒是不会兴奋的!

三月十二日,《大晚报》副刊《辣椒与橄榄》。

事实常没有字面这么好看。

例如这《自由谈》,其实是不自由的,现在叫作《自由谈》,总算我们是这么自由地在这里谈着。

又例如这回北平的迁移古物〔2〕和不准大学生逃难〔3〕,发令的有道理,批评的也有道理,不过这都是些字面,并不是jīng髓。

倘说,因为古物古得很,有一无二,所以是宝贝,应该赶快搬走的罢。这诚然也说得通的。但我们也没有两个北平,而且那地方也比一切现存的古物还要古。禹是一条虫〔4〕,那时的话我们且不谈罢,至于商周时代,这地方却确是已经有了的。为什么倒撇下不管,单搬古物呢?说一句老实话,那就是并非因为古物的“古”,倒是为了它在失掉北平之后,还可以随身带着,随时卖出铜钱来。

大学生虽然是“中坚分子”,然而没有市价,假使欧美的市场上值到五百美金一名口,也一定会装了箱子,用专车和古物一同运出北平,在租界上外国银行的保险柜子里藏起来的。

但大学生却多而新,惜哉!

费话不如少说,只剥崔颢〔5〕《huáng鹤楼》诗以吊之,曰——阔人已骑文化去,此地空余文化城。〔6〕文化一去不复返,古城千载冷清清。

专车队队前门站,晦气重重大学生。

日薄榆关何处抗,烟花场上没人惊。

一月三十一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二月六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gān。

〔2〕北平的迁移古物一九三三年一月日本侵占山海关后,国民党政府以“减少日军目标”为理由,慌忙将历史语言研究所、故宫博物院等收藏的古物分批从北平运至南京、上海。〔3〕不准大学生逃难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八日,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电令北平各大学:“据各报载榆关告紧之际,北平各大学中颇有逃考及提前放假等情,……查大学生为国民中坚分子,讵容妄自惊扰,败坏校规;学校当局迄无呈报,迹近宽纵,亦属非是。”〔4〕禹是一条虫这是顾颉刚在一九二三年讨论古史的文章中提出的看法。他在对禹作考证时,曾以《说文解字》训“禹”为“虫”作根据,提出禹是“蜥蜴之类”的“虫”的推断。(见《古史辨》第一册六十三页)

〔5〕崔颢(?—754)汴州(今河南开封)人,唐代诗人。他的《huáng鹤楼》诗原文为:“昔人已乘huáng鹤去,此地空余huáng鹤楼。huáng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睛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8〕文化城一九三二年十月间,北平文教界江瀚等三十多人,在日军进bī关内,华北危急时,向国民党政府呈送意见书,以北平保存有“寄付着国家命脉,国民jīng神的文化品物”和“全国各种学问的专门学者,大多荟萃在北平”为理由,要求“明定北平为文化城”,将“北平的军事设备挪开”,用不设防来求得北平免遭日军pào火。这实际上迎合国民党政府的卖国投降政策,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斯德丁〔7〕实在不可以代表整个的日耳曼的,北方也实在不可以代表全中国。然而北方的孩子不能用辣椒止哭,却是事实,也实在没有法子想。

吸鸦片的父母生育出来的婴孩,也有烟瘾,是的确的。

然而嗜辣椒的父母生育出来的婴孩,却没有辣椒瘾,和嗜醋者的孩子,没有醋瘾相同。这也是事实,无论谁都没有法子想。

凡事实,靠发少爷脾气是还是改不过来的。格里莱阿〔8〕说地球在回旋,教徒要烧死他,他怕死,将主张取消了。但地球仍然在回旋。为什么呢?就因为地球是实在在回旋的缘故。

所以,即使我不反对,倘将辣椒塞在哭着的北方(!)

孩子的嘴里,他不但不止,还要哭得更加利害的。七月十九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四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gā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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