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盖集_鲁迅【完结】(17)

2019-03-10  作者|标签:鲁迅



那么,他是保守派么?据说:并不然的。他正是革命家。

惟独他有公平,正当,稳健,圆满,平和,毫无流弊的改革法;现下正在研究室里研究着哩,——只是还没有研究好。

什么时候研究好呢?答曰:没有准儿。

孩子初学步的第一步,在成人看来,的确是幼稚,危险,不成样子,或者简直是可笑的。但无论怎样的愚妇人,却总以恳切的希望的心,看他跨出这第一步去,决不会因为他的走法幼稚,怕要阻碍阔人的路线而“bī死”他;也决不至于将他禁在chuáng上,使他躺着研究到能够飞跑时再下地。因为她知道:假如这么办,即使长到一百岁也还是不会走路的。

古来就这样,所谓读书人,对于后起者却反而专用彰明较著的或改头换面的禁锢。近来自然客气些,有谁出来,大抵会遇见学士文人们挡驾:且住,请坐。接着是谈道理了:调查,研究,推敲,修养,……结果是老死在原地方。否则,便得到“捣乱”的称号。我也曾有如现在的青年一样,向已死和未死的导师们问过应走的路。他们都说:不可向东,或西,或南,或北。但不说应该向东,或西,或南,或北。我终于发见他们心底里的蕴蓄了:不过是一个“不走”而已。

坐着而等待平安,等待前进,倘能,那自然是很好的,但可虑的是老死而所等待的却终于不至;不生育,不流产而等待一个英伟的宁馨儿(22),那自然也很可喜的,但可虑的是终于什么也没有。

倘以为与其所得的不是出类拔萃的婴儿,不如断种,那就无话可说。但如果我们永远要听见人类的足音,则我以为流产究竟比不生产还有望,因为这已经明明白白地证明着能够生产的了。

十二月二十日。

(1)本篇最初分三次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日、十二日、二十二日北京《国民新报副刊》。

(2)一个阔人指章士钊。关于读经“救国”,参看本卷第131页注(11)。

(3)“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语见《论语·学而》。“说”同“悦”。

(4)开学校,废读经清政府在一八九四年(光绪二十年,甲午)中日战争中战败后,不久就采取了一些改良主义的办法。戊戌变法(1898)期间,光绪帝于七月六日下诏普遍设立中小学,改书院为学堂;六月二十日曾诏令在科举考试中废止八股,“向用四书文者,一律改试策论”。

(5)“钦定四库全书”清代乾隆三十八年(1773)设立四库全书馆,把宫中所藏和民间所献书籍,命馆臣分别加以选择、钞录,费时十年,共选录书籍三千五百○三种,分经、史、子、集四部,即所谓“钦定四库全书”。它在一定程度上起了保存和整理文献的作用;但这也是清政府文化统制的具体措施之一,凡被认为“违碍”的书,或遭“全毁”、“抽毁”,或被加以窜改,使后来无可依据。

(6)《琳琅秘室丛书》清代胡珽校刊,共五集,计三十六种。

所收主要是掌故、说部、释道方面的书。

(7)《茅亭客话》宋代huáng休复著,共十卷。内容是记录从五代到宋代真宗时(约当公元十世纪)的蜀中杂事。

(8)《三朝北盟汇编》宋代徐梦莘编,共二百五十卷。书中汇辑从宋徽宗政和七年(1117)到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间宋、金和战的史料。

(9)《宋人说部丛书》指商务印书馆印行的“宋人说部书”(都是笔记小说),夏敬观编校,共出二十余种。

(10)《野获编》即《万历野获编》,明代沈德符著,三十卷,补遗四卷。记载明代开国至神宗万历间的典章制度和街谈巷语。

(11)《明季南北略》指《明季北略》和《明季南略》。清代计六奇编。《北略》二十四卷,记载万历四十四年(1616)至崇祯十七年(1644)间事;《南略》十八卷,与《北略》相衔接,记至清康熙元年(1662)南明永历帝被害止。

(12)《明季稗史汇编》清代留云居士辑,共二十七卷,汇刊稗史十六种。各书所记都是明末的遗事。有都城留云居排印本。

(13)《痛史》乐天居士编,共三集。辛亥革命后由上海商务印书馆汇印,收明末清初野史二十余种。

(14)LeBon勒朋(1841—1931),法国社会心理学家。他在《民族进化的心理定律》一书中说:“欲了解种族之真义必将之同时伸长于过去与将来,死者较之生者是无限的更众多,也是较之他们更qiáng有力。”(张公表译,商务印书馆版)参看《热风·随感录三十八》。

(15)关于美国禁讲进化论,章士钊在《甲寅》周刊第一卷第十七号(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七日)的《再疏解轋义》中说:“田芮西州Ten-nessee。尊崇耶教较笃者也。曾于州宪订明。凡学校教科书。理与圣经相牾。应行禁制。州有市曰堞塘Dayton。其小学校中。有教员曰师科布JohnThomasScopes。以进化论授于徒。州政府大怒。谓其既违教义。复触宪纲。因名捕师氏。下法官按问其罪。”后来因“念其文士。罚锾百元”。进化论,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1809—1882)在《物种起源》等著作中提出的以自然选择为基础的进化学说。它揭示了生物的起源、变异和发展的规律,对近代生物科学产生了巨大影响。

(16)《笑林广记》明代冯梦龙编有《广笑府》十三卷,至清代被禁止,后来书坊改编为《笑林广记》,共十二卷,编者署名游戏主人。关于金老鼠的笑话,见该书卷一(亦见《广笑府》卷二)。

(17)民元革命即辛亥革命。S城,指绍兴;都督,指王金发。

参看《朝花夕拾·范爱农》及其有关注。王金发曾领导浙东洪门会党平阳党,号称万人,故作者戏称他“出身绿林大学”。

(18)“自求多福”语见《诗经·大雅·文王》:“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意思是只要顺天命而行,则福禄自来。

(19)“不为最先,不耻最后”参看本卷第110页注(29)。

(20)“不为戎首”语出《礼记·檀弓》:“毋为戎首,不亦善乎?”据汉代郑玄注:“为兵主来攻伐曰戎首”。“不为祸始”、“不为福先”,语见《庄子·刻意》:“不为福先,不为祸始;感而后应,迫而后动,不得已而后起。”

(21)“锲而不舍”语见《荀子·劝学》:“锲而不舍,金石可镂。”锲,雕刻的意思。

(22)宁馨儿晋宋时代俗语。《晋书·王衍传》:“何物老妪,生宁馨儿。”宁馨儿是“这样的孩子”的意思。宁,这样;馨,语助词。

西滢先生这回是义形于色,在《现代评论》四十八期的《闲话》里很为被书贾擅自选印作品,因而受了物质上损害的作者抱不平。而且贱名也忝列于作者之列:惶恐透了。吃饭之后,写一点自己的所感罢。至于捏笔的“动机”,那可大概是“不纯洁”的。(2)记得幼小时候住在故乡,每看见绅士将一点骗人的自以为所谓恩惠,颁给下等人,而下等人不大感谢时,则斥之曰“不识抬举!”我的父祖是读书的,总该可以算得士流了,但不幸从我起,不知怎的就有了下等脾气,不但恩惠,连吊慰都不很愿意受,老实说罢:我总疑心是假的。这种疑心,大约就是“不识抬举”的根苗,或者还要使写出来的东西“不纯洁”。

我何尝有什么白刃在前,烈火在后,还是钉住书桌,非写不可的“创作冲动”(3);虽然明知道这种冲动是纯洁,高尚,可贵的,然而其如没有何。前几天早晨,被一个朋友怒视了两眼,倒觉得脸有点热,心有点酸,颇近乎有什么冲动了,但后来被深秋的寒风一chuī拂,脸上的温度便复原,——没有创作。至于已经印过的那些,那是被挤出来的。这“挤”字是挤牛rǔ之“挤”;这“挤牛rǔ”是专来说明“挤”字的,并非故意将我的作品比作牛rǔ,希冀装在玻璃瓶里,送进什么“艺术之宫”。倘用现在突然流行起来了的论调,将青年的急于发表未熟的作品称为“流产”,则我的便是“打胎”;或者简直不是胎,是狸猫充太子(4)。所以一写完,便完事,管他妈的,书贾怎么偷,文士怎么说,都不再来提心吊胆。但是,如果有我所相信的人愿意看,称赞好,我终于是欢喜的。后来也集印了,为的是还想卖几文钱,老实说。

那么,我在写的时候没有虔敬的心么?答曰:有罢。即使没有这种冠冕堂皇的心,也决不故意耍些油腔滑调。被挤着,还能嬉皮笑脸,游戏三昧(5)么?倘能,那简直是神仙了。

我并没有在吕纯阳(6)祖师门下投诚过。

但写出以后,却也不很爱惜羽毛,有所谓“敝帚自珍”的意思,因为,已经说过,其时已经是“便完事,管他妈的”了。

谁有心肠来管这些无聊的后事呢?所以虽然有什么选家在那里放出他那伟大的眼光,选印我的作品,我也照例给他一个不管。其实,要管也无从管起的。我曾经替人代理过一回收版税的译本,打听得卖完之后,向书店去要钱,回信却道,旧经理人已经辞职回家了,你向他要去罢;我们可是不知道。这书店在上海,我怎能趁了火车去向他坐索,或者打官司?但我对于这等选本,私心却也有“窃以为不然”的几点,一是原本上的错字,虽然一见就明知道是错的,他也照样错下去;

二是他们每要发几句伟论,例如什么主义咧,什么意思咧之类,(7)大抵是我自己倒觉得并不这样的事。自然,批评是“jīng神底冒险”,批评家的jīng神总比作者会先一步的,但在他们的所谓死尸上,我却分明听到心搏,这真是到死也说不到一块儿,此外,倒也没有什么大怨气了。

这虽然似乎是东方文明式的大度,但其实倒怕是因为我不靠卖文营生。在中国,骈文寿序的定价往往还是每篇一百两,然而白话不值钱;翻译呢,听说是自己不能创作而嫉妒别人去创作的坏心肠人所提倡的,将来文坛一进步,当然更要一文不值。我所写出来的东西,当初虽然很碰过许多大钉子,现在的时价是每千字一至二三元,但是不很有这样好主顾,常常只好尽些不知何自而来的义务。有些人以为我不但用了这些稿费或版税造屋,买米,而且还靠它吸烟卷,吃果糖。殊不知那些款子是另外骗来的;我实在不很擅长于先装鬼脸去吓书坊老板,然后和他接洽。我想,中国最不值钱的是工人的体力了,其次是咱们的所谓文章,只有伶俐最值钱。

倘真要直直落落,借文字谋生,则据我的经验,卖来卖去,来回至少一个月,多则一年余,待款子寄到时,作者不但已经饿死,倘在夏天,连筋肉也都烂尽了,那里还有吃饭的肚子。

所以我总用别的道儿谋生;至于所谓文章也者,不挤,便不做。挤了才有,则和什么高超的“烟士披离纯”(8)呀,“创作感兴”呀之类不大有关系,也就可想而知。倘说我假如不必用别的道儿谋生,则心志一专,就会有“烟士披离纯”等类,而产生较伟大的作品,至少,也可以免于献出剥皮的狸猫罢,那可是也未必。三家村的冬烘先生,一年到头,一早到夜教村童,不但毫不“时时想政治活动”,简直并不很“gān着种种无聊的事”(9),但是他们似乎并没有《教育学概论》或“高头讲章”(10)的待定稿,藏之名山(11)。而马克思的《资本论》(12),陀思妥夫斯奇的《罪与罚》(13)等,都不是啜末加(14)加啡,吸埃及烟卷之后所写的。除非章士钊总长治下的“有些天才”的编译馆(15)人员,以及讨得官僚津贴或银行广告费的“大报”(16)作者,于谋成事遂,睡足饭饱之余,三月炼字,半年锻句,将来会做出超伦轶群的古奥漂亮作品。总之,在我,是肚子一饱,应酬一少,便要心平气和,关起门来,什么也不写了;即使还写,也许不过是温暾之谈,两可之论,也即所谓执中之说,公允之言,其实等于不写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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