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是想告诉您，那时候我觉得您是最好看的人，我曾经学着您的样子打扮我自己。”
“嗯？”她意外地转过脸来。面包车的喇叭响了，车子已经修好，司机在催我上车。
我匆匆走出小吃店，为我这唐突的表白寻找动机，又为我和她那无法契合的对话感到没趣。但我忘不了她那声意外的“嗯”，和她那终于转向我的脸。我多么愿意相信，她相信了一个陌生人对她的赞美。
不久，当又一个新鲜而嘈杂的早晨来临时，我又乘车经过这个小吃店。门前的油锅又沸腾起来，还是她手持竹筷在锅里拨弄。她的头上又有了一顶雪白的新帽子，栗色的卷发又从帽沿里滚落下来，那些新烫就的小发卷儿为她的脸增添着活泼和妩媚。她以她那本来发胖的身形，正竭力再现着从前的灵巧，那是一种更加成熟的灵巧。
车子从店前一晃而过，我忽然找到了那个下午我对她唐突表白的动机。正因为你不再幼稚，你才敢向曾经启发了你少年美感的女性表示感激，为着用这一份陌生的感激，再去唤起她那爱美的心意。那小吃店的门口该不会有“欢迎卫生检查团”的标语吧？城市的饮食业，总要不时迎接一些检查团的；那小吃店的门前，会不会有电视摄像机呢？也许某个电视剧组，正借用这店作外景地。我庆幸我的车子终究是一晃而过，我坚信愿意坚信的：她的焕然一新分明是因为听见了我的感激。
当你克服着虚荣走向陌生人，平淡的生活里处处会充满陌生的魅力。
你在大雾里得意忘形
那时的清晨我在冀中乡村，在无边的大地上常看雾的飘游、雾的散落。看雾是怎样染白了草垛、屋檐和冻土，看由雾而凝成的微小如芥的水珠是怎样湿润着农家的墙头和人的衣着面颊。雾使簇簇枯草开放着簇簇霜花，只在雾落时橘huáng的太阳才从将尽的雾里跳出地面。于是大地玲珑剔透起来，于是不论你正做着什么，都会情不自禁地感谢你拥有这样一个好的早晨。太阳多好，没有雾的朦胧，哪里有太阳的灿烂，大地的玲珑？
后来我在新迁入的这座城市度过了第一个冬天。这是一个多雾的冬天，不知什么原因，这座城市在冬天常有大雾。在城市的雾里，我再也看不见雾中的草垛、墙头，再也想不到雾散后大地会是怎样一派玲珑剔透。城市的雾只叫我频频地想到一件往事，这往事滑稽地联着猪皮。小时候邻居的孩子在一个有雾的早晨去上学，过马路时不幸被一辆雾中的汽车撞坏了头颅。孩子被送进医院做了手术，出院后脑门上便留下了一块永远的“补丁”。那补丁粗糙而明确，显然地有别于他自己的肌肤。人说，孩子的脑门被补了一块猪皮。每当他的同学与他发生口角，就残忍地直呼他“猪皮”。猪皮和人皮的结合这大半是不可能的，但有了那天的大雾，这荒唐就变得如此可信而顽固。
城市的不同于乡村，也包括着诸多联想的不同。雾也显得现实多了，雾使你只会执拗地联想包括猪皮在内的实在和荒诞不经。城市因为有了雾，会即刻实在地不知所措起来。路灯不知所措起来，天早该大亮着，灯还大开着；车辆不知所措起来，它们不再是往日里神气活现的煞有介事，大车、小车不分档次，都变成了蠕动，城市的节奏便因此而减了速；人也不知所措起来，早晨上班不知该乘车还是该走路，此时的乘车大约真不比走路快呢。
我在一个大雾的早晨步行着上了路，我要从这个城市的一端走到另一端。我选择了一条僻静的小巷一步步走着，我庆幸我对这走的选择，原来大雾引我走进了一个自由王国，又仿佛大雾的洒落是专为着陪伴我的独行，我的前后左右才不到一米远的清楚。后来一切嘈杂和一切注视都被阻隔在一米之处，一米之内才有了“白茫茫大地真gān净”的气派，这气派使我的行走不再有长征一般的艰辛。
为何不做些腾云驾雾的想象呢？假如没有在雾中的行走，我便无法体味人何以能驾驭无形的雾。一个“驾”字包含了人类那么多的勇气和主动，那么多的làng漫和潇洒。原来雾不只染白了草垛、冻土，不只染湿了衣着肌肤，雾还能被你步履轻松地驾驭，这时你驾驭的何止是雾？你分明在驾驭着雾里的一个城市、雾里的一个世界。
为何不做些黑白jiāo替的对比呢？黑色也能阻隔嘈杂和注视，但黑夜同时也阻隔了你注视你自己，只有大雾之中你才能够在看不见一切的同时，清晰无比地看见你的本身。你那被雾染着的发梢和围巾，你那由腹中升起的温暖的哈气。
于是这阻隔、这驾驭、这单对自己的注视就演变出了你的得意忘形。你不得不暂时忘掉“站有站相，坐有坐相，走有走相”的人间训诫，你不得不暂时忘掉脸上的怡人表情，你想到只有走得自在，走得稀奇古怪。
我开始稀奇古怪地走，先走他一个老太太赶集：脚尖向外一撇，脚跟狠狠着地，臀部撅起来；再走他一个老头赶路：双膝一弯，两手一背———老头走路是两条腿的僵硬和平衡；走他一个小姑娘上学：单用一只脚着地转着圈儿地走；走他一个秧歌步：胳膊摆起和肩一样平，进三步退一步，嘴里得叨念着“呛呛呛，七呛七……”走个跋山涉水，走个时装表演，走个青衣花旦，再走一个肚子疼。推车的、挑担的、背筐的、闲逛的，都走一遍还走什么？何不走个小疯子？舞起双手倒着一阵走，正着一阵走，侧着一阵走，要么装一回记者拍照，只剩下加了速的倒退，退着举起“相机”。最后我决定走个醉鬼。我是武松吧，我是鲁智深吧，我是李白和刘令吧……原来醉着走才最最飘逸，这富有韧性的飘逸使我终于感到了我自己。
我在大雾里醉着走，直到突然碰见迎面而来的一个姑娘——你，原来你也正踉跄着自己。你是醉着自己，还是疯着自己？感谢大雾使你和我相互地不加防备，感谢大雾使你和我都措手不及，只有在雾里你我近在咫尺才发现彼此，这突然的发现使你无法叫自己戛然而止。于是你和我不得不继续古怪着自己擦身而过，你和我都笑了，笑容都湿润都朦胧，宛若你与我共享着一个久远的默契。从你的笑容里我看见了我，从我的笑容里我猜你也看见了你。刹那间你和我就同时消失在雾里。
当大雾终于散尽，城市又露出了她本来的面容。路灯熄了，车辆撒起了欢儿，行人又在站牌前排起了队。我也该收拾起自己的心思和步态，像大街上所有的人那样，“正确”地走着奔向我的目的地。
但大雾里的我和大雾里的你却给我留下了永远的怀念，只因为我们都在大雾里放肆地走过。也许我们终生不会再次相遇，我就更加珍视雾中一个突然的非常的我，一个突然的非常的你。我珍视这样的相遇，或许在于它的毫无意义。
然而意义又是什么？得意忘形就不具意义？人生又能有几回忘形的得意？
你不妨在大雾时分得意一回吧，大雾不只会带给你猪皮那般实在的记忆，大雾不只会让你悠然地欣赏屋檐、冻土和草垛，大雾其实会将你挟裹进来与它融为一体。当你忘形地驾着大雾冲我踉跄而来，大雾里的我会给你最清晰的祝福。
那时我在《花山》
那时我在《花山》作一名小说编辑。那时保定地区文联的文学刊物叫《花山》。
我一直觉得《花山》这名字响亮又灿烂，但编辑部所在的小楼却是陈旧的。一层不断的更换着单位，从机关到商店；二层属于我们。脚下的红松地板在新起的建筑中虽不多见，但因为年久失修，有些地方开始松动。就像老年人那些松动的挤不紧的牙。
楼房临街，盛夏时那些卖冰棍卖西瓜的叫卖声悠悠地飘进窗子，仿佛紧凑着你的耳朵引诱。看稿看累了，我们就下楼买回西瓜大家分吃，分吃西瓜的情景使小小的编辑部充满着一种热闹的人情味儿。西瓜就在办公桌上切开，汁液在桌面上流淌，却不曾染上那一摞摞待发或者待退的稿件。待发、待退我们一样珍惜。
也许我说小小的编辑部并非过分：几间办公室同时也是家在外地的编辑的单身宿舍，短短的走廊里不得不起火做饭。于是家庭气味和办公气味混合在一个有限的空间：存放稿件的柜子里就有了本地特产甜面酱；单人chuáng下边就有了当年的新小米。我的一位同事就在办公室结婚生子，于是婴儿的尿布如万国旗一样悬在了迎门。居住条件的窘迫造成了这一切，而这一切就显得离过日子太近，离过日子太近就仿佛离文学太远。也许你说日子和文学不能以远近而论，这简直是一种俗气，一个编辑部首先需要神秘和庄严。但不知为什么引起我思念的反倒是这种种的“俗气”。我想人是不可能免俗的，每个人都得有自己的一份日子。谁能有理由去责怪我的同事们那份日子？何况真正的文学也并非那样的远离人间烟火。你敢说哪篇巨著形成时，作者的桌面上准没有油盐酱醋？
小楼也有清静的时候——过夏了，过秋了，过chūn节了，我那些家在农村的同事便会骑车奔回家去，过后他们又会带着一身被太阳慷慨晒过的气息奔回小楼，付出双倍时间处理桌面上的积攒。那时一个人会gān起几个人的活儿，刊物按时和读者见面了。
在《花山》我以为我从来也不是一个好编辑，我最不愿意做的事要算出外组稿了。从前一位有经验的女编辑曾经对我说，她最害怕的事就是去作家家中组稿，这意味着你要看作家家人（或专指作家夫人）拒客的脸色和那脸色演变出来的一些动作，如清扫chuáng铺作即将休息状，整装看表作因急事要出门状。她的感触似乎使我受了惊吓，使我优先体味着编辑在某一瞬间的悲凉。幸好我的两次外出组稿与主编郝建奇同行。
大约是一九八一年chūn天我们去天津，旅途是愉快的，旅途中郝建奇（我称他郝主任）对我讲述了他在农村被专政的种种遭遇。他的经历催人泪下，他的经历使我为他脸上额上那些纵横的皱纹找到了出处。也许那曾是欢乐开朗的一张脸，岁月在那脸上印下了无法抹掉的哀伤，于是乐观、开朗、哀伤便集于一脸了。加上他那朴素、随意，有时显出背时的服饰，使他看上去更像一名县区来的基层gān部。这一切使我的虚荣心不时闪烁。天津的无轨电车载着我们不分东西南北地行驶，我只是一迭声地唤他“郝主任”以表白我们是上下级工作关系，我恐怕车上的人将我们误猜成下天津卫串亲戚的乡下父女。他并不在意我的小心思，或者他从来也不知道我的小心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