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己集_鲁迅【完结】(11)

2019-02-21  作者|标签:鲁迅

  尤其不可不读《闲话》!”

  这很像“诗哲”徐志摩先生的,至少,是“诗哲”之流的“文笔”,所以如此飘飘然,连我看了也几乎想要去买一本。

  但,只是想到自己,却又迟疑了。两三个年头,不算太长久。

  被“正人君子”指为“学匪”,还要“投畀豺虎”,我是记得的。做了一点杂感,有时涉及这位西滢先生,我也记得的。这些东西,“诗哲”是看也不看,西滢先生是即刻叫它“到应该去的地方去”,我也记得的。后来终于出了一本《华盖集》,也是实情。然而我竟不知道有一个“北京文艺界”,并且我还做了“语丝派首领”,仗着“大义”在这“文艺界”上和“现代派主将”jiāo战。虽然这“北京文艺界”已被徐丹甫先生在《学灯》上指定,隐隐然不可动摇了,而我对于自己的被说得有声有色的战绩,却还是莫名其妙,像着了狐狸jīng的迷似的。

  现代派的文艺,我一向没有留心,《华盖集》里从何提起。

  只有某女士窃取“琵亚词侣”的画(3)的时候,《语丝》上(也许是《京报副刊》上)有人说过几句话,后来看“现代派”的口风,仿佛以为这话是我写的。我现在郑重声明:那不是我。

  我自从被杨荫榆女士杀败之后,即对于一切女士都不敢开罪,因为我已经知道得罪女士,很容易引起“男士”的义侠之心,弄得要被“通缉”都说不定的,便不再开口。所以我和现代派的文艺,丝毫无关。

  但终于jiāo了好运了,升为“首领”,而且据说是曾和现代派的“主将”在“北京文艺界”上jiāo过战了。好不堂哉皇哉。

  本来在房里面有喜色,默认不辞,倒也有些阔气的。但因为我近来被人随手抑扬,忽而“权威”,忽而不准做“权威”,只准做“前驱”(4);忽而又改为“青年指导者”(5);甲说是“青年叛徒的领袖”罢,乙又来冷笑道:“哼哼哼。”(6)自己一动不动,故我依然,姓名却已经经历了几回升沉冷暖。人们随意说说,将我当作一种材料,倒也罢了,最可怕的是广告底恭维和广告底嘲骂。简直是膏药摊上挂着的死蛇皮一般。所以这回虽然蒙现代派追封,但对于这“首领”的荣名,还只得再来公开辞退。不过也不见得回回如此,因为我没有这许多闲工夫。

  背后插着“义旗”的“主将”出马,对手当然以阔一点的为是。我们在什么演义上时常看见:“来将通名!我的宝刀不斩无名之将!”主将要来“jiāo战”而将我升为“首领”,大概也是“不得已也”的。但我并不然,没有这些大架子,无论吧儿狗,无论臭茅厕,都会唾过几口吐沫去,不必定要脊梁上插着五张尖角旗(义旗?)的“主将”出台,才动我的“刀笔”。假如有谁看见我攻击茅厕的文字,便以为也是我的劲敌,自恨于它的气味还未明了,再要去嗅一嗅,那是我不负责任的。恐怕有人以这广告为例,所以附带声明,以免拖累。

  至于西滢先生的“文笔”,“思想”,“文艺批评界的权威”,那当然必须“欣赏”,“研究”而且“认识”的。只可惜要“欣赏”……这些,现在还只有一本《闲话》。但我以为咱们的“主将”的一切“文艺”中,最好的倒是登在《晨报副刊》上的,给志摩先生的大半痛骂鲁迅的那一封信。那是发热的时候所写(7),所以已经脱掉了绅士的黑洋服,真相跃如了。而且和《闲话》比较起来,简直是两样态度,证明着两者之中,有一种是虚伪。这也是要“研究”……西滢先生的“文笔”等等的好东西。

  然而虽然是这一封信之中,也还须分别观之。例如:“志摩,……前面是遥遥茫茫荫在薄雾的里面的目的地”(8)之类。

  据我看来,其实并无这样的“目的地”,倘有,却不怎么“遥遥茫茫”。这是因为热度还不很高的缘故,倘使发到九十度左右,我想,那便可望连这些“遥遥茫茫”都一扫而光,近于纯粹了。

  九月九日,广州——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十五日《语丝》周刊第一五三期。

  (2)华盖罩命即“jiāo华盖运”,参看《华盖集·题记》。

  (3)指凌叔华。

  (4)“权威”《民报》广告中称作者的话。“不准做‘权威’,只准做‘前驱’”,是针对高长虹的话而说的。高长虹在《1925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中曾说:“要权威者何用?

  为鲁迅计,则拥此空名,无裨实际”;而在“狂飙社广告”(见一九二六年八月《新女性》月刊第一卷第八号)中又说他们曾经“与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合办《莽原》。”

  (5)“青年指导者”参看本卷第245页注(3)。

  (6)“青年叛徒的领袖”一九二五年九月四日《莽原》周刊第二十期载有霉江致作者的信,其中有“青年叛徒领导者”的话。陈西滢在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日《晨报副刊》发表的《致志摩》中讥讽作者说:“这像‘青年叛徒的领袖’吗?”“这才是中国‘青年叛徒的领袖’,中国青年叛徒也可想而知了。”

  (7)陈西滢关于“发热”的话。

  (8)陈西滢在《致志摩》中曾说:“志摩,……我常常觉得我们现在走的是一条狭窄险阻的小路,左面是一个广漠无际的泥潭,右面也是一片广漠无际的浮砂,前面是遥遥茫茫荫在薄雾的里面的目的地。”

  谈“激烈”

  带了书籍杂志过“香江”,有被视为“危险文字”而尝“铁窗斧钺风味”之险,我在《略谈香港》里已经说过了。但因为不知道怎样的是“危险文字”,所以时常耿耿于心。为什么呢?倒也并非如上海保安会所言,怕“中国元气太损”(2),乃是自私自利,怕自己也许要经过香港,须得留神些。

  今年似乎是青年特别容易死掉的年头。“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这里以为平常的,那边就算过激,滚油煎指头。

  今天正是正当的,明天就变犯罪,藤条打屁股。倘是年青人,初从乡间来,一定要被煎得莫明其妙,以为现在是时行这样的制度了罢。至于我呢,前年已经四十五岁了(3),而且早已“身心jiāo病”,似乎无须这么宝贵生命,思患豫防。但这是别人的意见,若夫我自己,还是不愿意吃苦的。敢乞“新时代的青年”们鉴原为幸。

  所以,留神而又留神。果然,“天助自助者”,今天竟在《循环日报》上遇到一点参考资料了。事情是一个广州执信学校的学生,路过(!)香港,“在尖沙嘴码头,被一五七号华差截搜行李,在其木杠(谨案:箱也)之内,搜获激烈文字书籍七本。计开:执信学校印行之《宣传大纲》六本,又《侵夺中国史》一本。此种激烈文字,业经华民署翻译员择译完竣,昨日午乃解由连司提讯,控以怀有激烈文字书籍之罪。

  ……”抄报太麻烦,说个大略罢,是:“择译”时期,押银五百元出外;后来因为被告供称书系朋友托带,所以“姑判从轻罚银二十五元,书籍没收焚毁”云。

  执信学校是广州的平正的学校,既是“清党”之后,则《宣传大纲》不外三民主义可知,但一到“尖沙嘴”,可就“激烈”了;可怕。惟独对于友邦,竟敢用“侵夺”字样,则确也未免“激烈”一点,因为忘了他们正在替我们“保存国粹”之恩故也。但“侵夺”上也许还有字,记者不敢写出来。

  我曾经提起过几回元朝,今夜思之,还不很确。元朝之于中文书籍,未尝如此留心。这一著倒要推清朝做模范。他不但兴过几回“文字狱”(4),大杀叛徒,且于宋朝人所做的“激烈文字”,也曾细心加以删改。同胞之热心“复古”及友邦之赞助“复古”者,似当奉为师法者也。

  清朝人改宋人书,我曾经举出过《茅亭客话》。但这书在《琳琅秘室丛书》里(5),现在时价每部要四十元,倘非小阔人,那能得之哉?近来却另有一部了,是商务印书馆印的《jī肋编》,宋庄季裕著,每本只要五角,我们可以看见清朝的文澜阁本和元钞本有如何不同。

  (6)今摘数条如下:

  “燕地……女子……冬月以栝蒌涂面,……至chūn暖方涤去,久不为风日所侵,故洁白如玉也。今使中国妇女,尽污于殊俗,汉唐和亲之计,盖未为屈也。”(清人将“今使中国”以下二十二字,改作“其异于南方如此”七字。)

  “自古兵乱,郡邑被焚毁者有之,虽盗贼残bào,必赖室庐以处,故须有存者。靖康之后,金虏侵凌中国,露居异俗,凡所经过,尽皆焚燹。如曲阜先圣旧宅,自鲁共王之后,但有增葺。莽卓巢温之徒,犹假崇儒,未尝敢犯。至金寇,遂为烟尘。指其像而诟曰‘尔是言夷狄之有君者!’中原之祸,自书契以来,未之有也。”(清朝的改本,可大不同了,是“孔子宅在今僊源故鲁城中归德门内阙里之中。……遭汉中微,盗贼奔突,自西京未央建章之殿,皆见隳坏,而灵光岿然独存。今其遗址,不复可见。而先圣旧宅,近日亦遭兵燹之厄,可叹也夫。”)

  抄书也太麻烦,还是不抄下去了。但我们看第二条,就很可以悟出上海保安会所切望的“循规蹈矩”之道(7)。即:原文带些愤激,是“激烈”,改本不过“可叹也夫”,是“循规蹈矩”的。何以故呢?愤激便有揭竿而起的可能,而“可叹也夫”则瘟头瘟脑,即使全国一同叹气,其结果也不过是叹气,于“治安”毫无妨碍的。

  但我还要给青年们一个警告:勿以为我们以后只做“可叹也夫”的文章,便可以安全了。新例我还未研究好,单看清朝的老例,则准其叹气,乃是对于古人的优待,不适用于今人的。因为奴才都叹气,虽无大害,主人看了究竟不舒服。

  必须要如罗素(8)所称赞的杭州的轿夫一样,常是笑嘻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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