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向我们和盘托出了他的全盘设想。我们绝不偷本地方的，本地方少了那么多树木不可能不引起注意，而我们也不可能把这些树木藏在人们找不到的地方，所以，偷本地方的一定会“东窗事发”。他说，本地方的树一根的主意也不能打。偷外地的，偷外地的也不偷私人的，偷集体的。但也不能是随便哪个外地，那地方一定要有我们最靠得住的亲戚，这亲戚距我们家不能太远也不能太近，而且当地山特别多，树特别多，同时，这亲戚在当地还要有一定的权势，人缘也比较好。
不说想不到，一说我们还真有这么一个亲戚。我二姑。二姑父是当地大队会计，人虽老实巴交得没法说，是那种“老好人”型的干部，用爹的话说就是他是个“有权无势”的，但到底是大队干部，上下对他也信得过，爹说还就怕他不答应呢，不过，这回也由不得他了。这么大的一次行动，自然需要几个最靠得住的得力的帮手。这也有人选，我大姑就有几个五大三粗力壮如牛的儿子，在后来具体的行动中，他们表现出来那种忠心、能干和卖力，也表明了爹选择他们有多么正确。另外，我们生产队也有两个和爹的关系最好的人也成了这次行动的帮手。爹对他们显示出了他的组织领导才能，爹对他们甚至于还有一种我们不得不说是人格魅力的那样一东西。
他们去偷树每次都选择在小半夜出发，带上锯、斧头和绳索，后半夜前赶到二姑家。大姑的那三个儿子从他们自己家里出发，和爹他们在二姑家会合，一切都是事先约定好了的。在二姑家他们要隐藏一整天，连二姑家的孩子们都不能知道有他们在家里，必要时他们还要迅速地藏进二姑家的一个地窑里头。这一天里，二姑装着上山割牛Cao的样子上山去，她是干部的家属，劳动上可以这么自由。她的任务是在山上瞄好上好的柏树，作上记号，熟习路径，晚上由她领路。爹说令二姑这样，是为了做到“有的放矢”、“事半功倍”。
掌灯时分爹他们就由二姑领着从二姑家的屋后上山了，这一夜的事情很紧。偷了树，埋好树桩，修饰得不容易看出来，剔下的叉干树枝也要藏好，然后连夜把偷到的树运回我们家。路上若遇到了人，就说是给某大干部、大领导扛去的，最好不要管闲事，这样也就不会有人敢说什么了。所有这一切都在黑灯瞎火里进行，爹严禁一切照明，连吸烟也不准。他说，别看一个小小烟头的火光，它在夜里也可以让很远的人看见，这年头没哪个人夜里见了一点点东西，哪怕只是一个烟头的火光会不起疑心的，所以，一点烟头的火光也可能坏大事。
每次爹他们出发时只有两三个人，但运回树时简直就是浩浩荡荡一大队人马了，一根又一根的大树鱼贯进入家中，看不清扛树人的脸，却在不断地进屋来。这让人感到也太招人惹眼了。可是，爹他们却是马不停蹄地干，气也不喘一口，一晚上也不歇着。他们已经偷了好几个晚上了，已经偷了好多树了，大家都想歇一歇，但爹说要干就要“一鼓作气”干到底，因为像这样大规模的偷树迟早也会被发觉，必须下狠心不断出击，干出名堂，及时收手，然后换下一个目标，绝不“吃回头Cao”，绝不“拖泥带水”。爹说，像这样大规模的偷树在我们这一带还是史无前例的，之前没有人做过也没有人敢做，正因为如此人们就“麻木”了，这是我们的一大有利因素。但是，它若一经被发现，就会迅速传播，引各地的警惕，特别是会引起上级的“高度重视”，上级一定要展开“全面调查”，还要召开“紧急会议”，向各地下达“紧急文件”、“紧急通知”，我们还想再干是绝无可能的了。
不过，后来，他们还是不得不干几晚上歇息一两个晚上再行动，因为没有人可能承受那样没有间断、没有歇息的高强度劳动，还有那种心理上无法松懈一刻钟的紧张。他们把二姑那地方的树偷得差不多了，按爹的说法就是“不能再偷了，再偷就要出事了”，但按爹的计算，我们修房所需要的木材仍然不够，他们又偷了大姑那地方的树。
爹这次偷树行动前后持续了几个月时间，具体我不可能还记得，但想来两三个月是有的。也许是因为年幼，再加上比一般人敏感，这段时间我心理上和精神上所承受的是超乎想象的。当然，一家人也都如此，也不可能不如此。
本来，对这次偷树行动，爹就是把“安全问题”放在无比突击的位置上的，用他的说法就是“安全问题是压倒一切的”。他认为偷树的“安全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是他们这是在做贼，是高度秘密的，还是在黑灯瞎火里和高山密林里干，很难保证不被倒下的树砸了，踩虚掉下悬崖了，一不小心摔出个什么名堂了等等；二是，防偷集体的东西，包括偷集体的树是各地民兵的主要任务，这些民兵都有枪，也有随便开枪的权力，他们见到偷集体东西的人往往也会开枪，即使没有挨枪子儿，让这些民兵给抓住了，那也不会有啥好结果。
那年月，抓住了偷集体的粮食、牲口、树木啥的人，各地都有对他们滥用私刑的权力，如吊起来打，游街示众等等，如果这些人在这些折磨中没有乘住死了，也就死了，很平常的事情。我们年纪虽小，这类事情已经听说了不知多少了，也不只一次亲眼见过仅仅偷了集体一点稻Cao啥的就挨□□站端端扯耳朵的事情。这也就是爹选择偷树的地方要有亲戚，这个亲戚在当地一定要有权势的主要原因。他还让二姑给她大队那个民兵连长送了厚礼。就是这样，他也不觉得安全，总是在说要注意，注意二姑那地方的民兵，把树运回家来沿途的民兵。
所有这些，在我一个小孩子的想象中都被夸大了。当然，也许我并没有夸大，实际情况就是爹偷树的行动就有那么危险。每次他们出发去偷树去了，我的心就提到了嗓子眼上，不到他们回来就放不下来。越到后来我们越害怕，我们三个小的和妈不得不相依一起守候在灯下，等爹回来。我们几个人把那扇门紧紧的盯着，我在那样生动地想象爹被树砸伤了，爹踩虚了掉下悬崖了，要不，就是爹挨了那些民兵的枪子儿了，这扇门就要被撞开了，破门而入几个人搀扶着或抬着头破血流或肢残腿断的爹。我完全无法控制自己不进行这个想象，并且一次比一次想象得更清晰、生动、真实。我如此需要不进行这个想象，不想象得那么清晰和生动，但我完全做不到。我身上不时掠过一阵寒颤，就因为我这个想象太清晰和生动，我完全无法不把它当成真实。
我们四个人相依坐在灯下，把爹他们将从那儿进来的那扇门盯着，不说一句话，不出一点声，静静地也是紧张地等待着，彼此都听得见对方的心跳。我完全无法不进行那个生动恐怖的想象，多少次我都相信自己听见了他们抬着已经肢残腿断或挨了民兵的枪子儿正在流尽最后一滴血的爹到了门口的脚步声，虽然总不见他们进来，总不见那副标志我们家的末日的血淋淋的惨象出现在我们面前，但是，我一点也不能否认，“他们”抬着不是已经死了就是快要死了的“爹”这一标志着我们家的末日到了的惨象，已经不可逆转地逼近了我们的家门口，这扇门只是最后一道屏障，它在这种进逼中在越来越薄和越来越不再有阻挡任何事情发生的力量了，我眼睁睁地看到这扇门、这最后一道屏障在那种步步逼近的压力下都向里面暴凸进来了，开裂了，说着就要一下子爆裂开来，如整个海洋的海水一下子涌进来那样涌进我正生动地想象着的那个我们家的末日x_ing灾难。实际上，这个时候，我们家在灯下守候爹的归来的四个人合成了一个整体成了一个人，谁出一点声音，特别是说句话，都会叫四个人同时毛骨悚然，引起大家巨大的憎恨和反感。
我无法忍受这种日子，但我又必须忍受这种日子。后来，我发现，必须让爹已经不是肢残腿断了就是已经挨了民兵的枪子儿了这一标志我们家的末日的惨象对于我，就对于我个人“提前”是真的发生了，百倍、千倍胜于真的发生了，只有这样，我才能忍受这种日子。我不能怀疑，当爹真的不是肢残腿断了就是挨了民兵的枪子儿命不久矣了的现实摆在我面前时，是我根本承受不了的，所以，如果我让这一现实“提前”整个对于我是已经反复发生过的了，当它真的摆在我面前时我就承受它了。我还相信，如果让这一现实“提前”对于我，就对我个人千百倍胜于真实地“发生”了，它对于爹妈他们、对于我们家、对于这个世界和我们所说的现实，它才是假的，才不至于真的发生。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逻辑，可是，我就是有了这个逻辑。
于是，我和妈他们相依在灯下守候爹的归来，我就从“爹”出事的最初那个细节开始想象，我的想象变得无比地丰富、复杂、逼真，而且严格符合逻辑，就像我跟在“爹”身边，“他们”的一切我都看在眼里，“爹”是怎么出事的，出事的时候和出事之后“他们”都做了什么和说了什么，“他们”都体验到了什么，“爹”伤在哪里伤到了什么程度流了多少血伤口是什么样的等等，事无巨细，我都要一一如“实”地、纤毫毕现地想象出来，绝无遗漏和偏废。尽管这都是我虚构出来的，可是，它们就是没有一个不对我胜似我正亲眼所见的真实，因此也没有一个对我的神经不是如火在烧我一般，让我为其中每一个细节而打寒颤。
我甚至于不能容忍自己的这个想象在时间上和那“实际”发生的有一点出入，当我的想象进行到了“他们”抬着快死或已经死了“爹”马上就要一下子撞开那扇门，如整个海洋的海水一样涌进来，而这一幕却迟迟不见出现在我面前时，我会立刻把自己的想象又倒回到“爹”他们还在路上向家里赶的那一段去，重新想象那许多过程和细节，尽可能逼真，尽可能让它们就是我亲眼所见和亲身经历，让这些过程和细节如在向我的脑沟和血管里灌熔铁一般，这很难受，但是，我却病态地需要这种难受，而且它对于我越大越好，我相信，只有我达到极致、超过极致地承受了这种难受，爹真的不是摔死摔伤了就是挨了民兵的枪子儿了这样可怕的事情才不会真的发生。
显然，我是当真变得有点病态了。后来，虽然我没有见到自己想象的事情发生了，但我相信“现实”在骗我，爹真的已经出了那样的事了，我们家末日真的已经成为现实了，爹还是那个样子，只是他装出来骗我们的，甚至于是不知他从哪儿弄来的一个只是样子和他长得相同而实际上并不是他的人，甚至于连我们的妈妈也是这样，甚至于我们整个家都是这样，家里的假的东西、就为骗我们的东西是越来越多了，它们全都只是看起来还是原来的它们而实际上都不是，爹妈他们也必须这样，因为，爹出的事，我们家已经变成了事实的那个灾难是那样巨大和可怕，已经到了必须对我们几个小的永远隐瞒、永远不让我们知道真相的程度了。